就在大多数中国女性还没搞清楚“冻卵”究竟是个啥的时候，冻卵的生意早已一路先行。打开Bilibili，以“冻卵”为关键词，能搜出280个相关视频（数据量截至2020年6月25日），其中在今年两会冻卵提案之后发布的约有80个。
    较新发布的视频多集中于“日常”、“科学科普”频道，早年的视频则多集中于“综艺”、“明星”频道，较早的视频讲的是2014年林志玲在节目上表示会考虑冻卵。
    当一个单身女性决定去冻卵，会发生什么？
    所谓的“日常”视频也就是冻卵日记，发布者或是去国外冻卵之后跟粉丝分享经验的博主，或是一些冻卵机构为吸引消费者而做的一些讲解类、揭秘类的宣传视频。
    打开小红书，搜索“冻卵”，同样是以“冻卵日记”这类符合小红书调性的分享内容居多。
    根据近几年的一些新闻报道，“冻卵”已成为中国女性趋之若鹜的热门消费项目。
    这是因为，在中国，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冻卵，除了和男性进行一样的检查流程，她还必须持有“三证”（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
    除此之外，要么夫妻较少有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要么是即将接受手术和化疗的癌症患者。
    当一个单身女性决定去冻卵，会发生什么？
    从2015年女明星徐静蕾在荧幕上将“冻卵”这个新兴生育技术带到大众视野，到2017年携程推出的高达21万余元的“美国冻卵游”产品，再到2019年的国内首例“冻卵案”和2020年的“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提案”，每一次有关冻卵的话题都能够引起一番热议。
    1、这颗后悔药，既烫嘴又给人安慰
    无论什么新奇事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备受关注。第一个将“冻卵”引入中国大众视野是娱乐圈内一个本身气质就与众不同的女明星：徐静蕾。
    她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曾在2013年的时候前往美国冻了9颗卵子，距离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正式摘除冻卵技术的"试验性"标签并开放临床应用才仅仅一年。
    在后来的几次采访中，徐静蕾都曾以“为自己保留一颗后悔药”来表述自己的冻卵选择，并以“先锋者”的面貌在节目中跟公众解释了冻卵的普遍性和安全性，这一消息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女性而言成了适时出现的技术福音。
    尽管略显高昂的价格显得有些烫嘴，这也是为什么较早都是一些女明星率先选择冻卵的原因，但随着个人生活经济水平的普遍提升，需求性高的都市高知单身女性还是愿意花费相当的价格来拥抱这项新技术，为自己未来的生育留下一颗“后悔药”。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婚、单身主义、晚婚晚育早已经是普遍现象。
    而女性在生育方面处于主导位置，其选择更是关键：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女性要推延结婚生育，感情不顺意的女性也要走一步看一步，再考虑到由于生理条件限制的不孕不育和LGBT群体，冻卵为这些延迟和限制的需求打开了一个口子。
    这门高端生意，既显得烫嘴又给人安慰。
    根据网上的一些自述，去国外冻一次卵少则七八万，多则十几万，而这需要储备一定的财力，她们的年龄也都偏大一些。
    以美国南加州某生育中心为例，2015年以前，该生育中心接待的中国客户为200多人，但从2015年开始，人数翻倍增至500多，从2016年至2018年，该中心已经累计接待近1000名中国客户，占所有客户量的60%。
    高价格的付出确实带来了慰藉与心安。不少去冻卵的女性表示，这么一个生育保险让她们得以暂时摆脱生育的压力，更自在地去继续现在的生活。
    她们并没有将自己束缚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的框架里，而是用实力买下“昂贵”，强硬地拉长了自己的生育战线，冻卵成为了新时代女性自主选择生育权的一种新彰显。
    当一个单身女性决定去冻卵，会发生什么？
    2、举步维艰的女性冻卵 争议和争取从未停息
    既然社会需求一直在，那么“单身女性冻卵”被提上现实议程似乎是迟早的事情。
    确实，在今年两会上出圈的“冻卵”话题早在2015年引起热议的时候，就引起高级媒体的注意.
    中央电视台以6分钟长的新闻片段《揭秘“冷冻卵子”全过程》对冻卵的技术发展和手术流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重申了对冷冻卵子的限制，指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
    采访中邀请了北京医院院长乔杰作为主要的解说嘉宾，乔院长提出到目前（2015年）来看冻卵技术对女性和宝宝并无太大的危害，但孕育的成功率并不高，从取卵到形成胚胎再到冻卵复苏，每一个步骤都有一定的折损率，较后成功的案例仅有30%。
    从科学技术和医学上而言，因为生理限制，冻卵并不能百分之百解决高龄生育问题。
    即使成功率不高，但在这段新闻片段播出后的微博网络民意调查中，8万多人中仍然有80%的人投票反对禁止未婚女性冻卵。
    随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的李银河在采访中提出应当修改相关法律，给予单身女性合法生育的权利，现在单身人群群体数量正在上升，这个需求需要引起关注。
    2016年3月，时任卫计委副主任的马晓伟在一次答记者问中介绍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是成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到国外去，在国内是可以解决的。尽管马主任陈述的是事实，但却没有回答记者原本的提问：
    ——“什么时候会有相应的生育服务提供给女性？”
    2017年初，法律工作者展滢滢（化名）陪同一对在生育过程中遭受颇多挫折的女同性恋伴侣给全国六百多名女性人大代表寄信，希望她们能够关注非婚女性的生育权。
    2017年底，国计委官网公开了两份答复函，相较于2015年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口气已有所松动，而是“不符合公序良俗和传统价值、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2018年年初，展滢滢以个人名义向64位吉林省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再次为单身女性合法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呼吁。
    2019年，展滢滢将一位于律师介绍给国内首例“冻卵案”的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同年12月，冻卵权利案在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未当庭宣判。
    事后，时任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的陈亚亚在采访中提出，禁止单身女性冻卵与计划生育政策脱不了关系，冻卵可能带来的单亲家庭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的家庭模式。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社会学博士张海娜表示，冻卵技术可能引发女性的生育年龄推迟，还可能造成单亲家庭、家庭伦理等问题。
    无论是医生、性学家、人大代表，还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都承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是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
    但仅仅从这五年的历史事件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背后牵涉的法律、伦理、医疗等方面的复杂事项，使得“要不要允许单身女性使用冻卵技术”成了一个难以决策的棘手议题。
    当一个单身女性决定去冻卵，会发生什么？
    3、权衡利弊的过程 依然回落到了每一个女性身上
    由上文，推动关于冻卵的开放，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藩篱，关于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提议自2015年一直没有停息。
    2019年还有代表提出“开放试点冻卵”，希望在缩小口子的前提下，让这个事情更具可操作性。
    大范围的冻卵开放，则需要医学界、法律界等部门的工作达成一致。
    从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来看，生育权是这场舆论博弈的主角。
    但透过有关冻卵的种种衍生话题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整个女性群体对自身生存境况的不确定，这其中包括因生育带来的工作和家庭的抉择、相较于男性更易衰退的生殖能力、个人意愿和社会期望的不匹配等等。不同的视角背后，暗示着更多的社会议题。
    譬如从消费水平上看，高门槛的冻卵，当前还只是局限在高知女性内的昂贵选择，即使国内开放这个技术，也将使相当一部分人望而却步。
    为冻卵而高呼“女性选择”的人或许应该更聚焦于那些甚至没有婚嫁自由的女性及其他社会现象。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这条选择题背后，不仅仅是女性选择如何生育的简单抉择，开放冻卵的同时可能引发各种次生现象。
    科技不断打破生理的阈值，但社会认知和法律法规还没有来得及跟上节奏，再掺入伦理等各种其他社会因素时变得更加复杂。
    从冻卵技术上看，即使到了2020年，根据知乎话题“如何看待未婚女性冻卵权利提案”中，众多医学专业人士的回答，冻卵的实际成功率依然很低。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的资料，38岁以下、比较年轻的女士，一颗冷冻卵子能够成功孕育婴儿的机率是2到12%。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多次打针促排、穿刺取卵对女性可能造成的伤害。
    技术永远只是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不同的社会接纳同样的技术有不同的滞后时间。而权衡利弊的过程，依然回落到了每一个个体的女性身上，做多少功课、花多少金钱、承担多少风险，对于有冻卵意愿的单身女性，这都是在涌向这档热门生意之前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